杭州历任知府名单（北宋历任杭州知州一览表）

简述杭州历史``

（1）从“余杭”到“钱唐”

杭州在周朝以前，属于“扬州之域”。传说在夏禹治水时，全国分为九州，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。公元前21世纪，夏禹南巡，大会诸侯于会稽山（今浙江绍兴），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，并舍其余杭（“杭”是方舟）于此，故名“余杭”。一说，禹至此造舟以渡，越人称此地为“禹杭”，其后，口语相传，讹“禹”为“余”，乃名“余杭”。

春秋时，吴越两国争霸，杭州先属吴，越灭吴后，属越。战国时，楚灭越国，杭州又归入楚国的版图。

秦统一六国后，在灵隐山麓设县治，称钱唐，属会稽郡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三十七年十月癸丑，始皇出游……过丹阳，至钱唐，临浙江，水波恶……。”这是史籍最早记载“钱唐”之名。现在的市区，当时还是随江潮出没的海滩，西湖尚未形成。

西汉承秦制，杭州仍称钱唐。新莽时一度改钱唐为泉亭县；到了东汉，复置钱唐县，属吴郡。这时杭州农田水利兴修初具规模，并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，西湖开始与海隔断，成为内湖。

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，杭州为吴国的吴兴郡，属扬州。因外族相继入侵，晋室南迁，促进了江南和钱塘江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。这时，西湖已有“明圣湖”、“金牛湖”之称。东晋咸和元年（326），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了灵隐寺，这不仅是西湖最古的丛林建筑，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。随后有方士许迈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、韬光、宝石山一带进行写书、炼丹等活动，传播宗教，西湖名山胜水也渐次开拓。梁武帝太清三年（549），升钱唐县为临江郡。陈后主祯明元年（587），又置钱唐郡，辖钱唐、于潜、富阳、新城四县，属吴州。

（2）“杭州”之名首次出现

隋王朝建立后，于开皇九年（589）废郡为州，“杭州”之名第一次出现。下辖钱唐、余杭、富阳、盐官、于潜、武康六县。州治初在余杭，次年迁钱唐。开皇十一年，在凤凰山依山筑城，“周三十六里九十步”，这是最早的杭州城。大业三年（607），改置为余杭郡。六年，杨素凿通江南运河，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，经苏州、嘉兴等地而达杭州，全长400多公里，自此，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。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，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述：“杭州等郡，川泽沃衍，有海陆之饶，珍异所聚，故商贾并辏”。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，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。

唐代，置杭州郡，旋改余杭郡，治所在钱唐。因避国号讳，于武德四年（621）改“钱唐”为“钱塘”。太宗时属江南道，天宝元年（742）复名余杭郡，属江南东道。乾元元年（758）又改为杭州，归浙江西道节度，州治在钱塘，辖钱塘、盐官、富阳、新城、余杭、临安、于潜、唐山八县。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，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。由于运河的沟通，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，社会经济日趋繁荣，人口也逐渐增加，唐贞观（627-649）中，已有15万余人；到开元（713-741）中发展到58万人，此时的杭州，已与广州、扬州并列，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。长庆二年（822），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，大规模浚治西湖，并筑堤建闸，以利农田灌溉。又继李泌之后重修六井。从这时起，西湖之名益彰于世。

（3）吴越国的国都

五代十国时期，吴越国偏安东南，建都杭州。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，州治在钱塘，辖钱塘、钱江、余杭、安国、于潜、唐山、富阳、新城八县。在吴越三代、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，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，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。欧阳修在《有美堂记》里有这样的描述：“钱塘自五代时，不被干戈，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。十余万家，环以湖山，左右映带，而闽海商贾，风帆浪泊，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，可谓盛矣！”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“子城”，内建宫殿，作为国治，又在外围筑了“罗城”，周围70里，作为防御。据《吴越备史》记载，这个都城，西起秦望山，沿钱塘江至江干，濒钱塘湖（西湖）到宝石山，东北面到现在的艮山门。以形似腰鼓，故又有“腰鼓城”之称。

吴越王重视兴修水利，引西湖水输入城内运河；在钱塘江沿岸，采用“石囤木桩法”修筑百余里的护岸海塘；还在钱塘江沿岸兴建龙山、浙江二闸，阻止咸水倒灌，减轻潮患，扩大平陆。动用民工凿平江中的石滩，使航道畅通，促进了与沿海各地的水上交通。置“撩湖兵”千人，疏浚、保护西湖，使不被葑草淤塞。

吴越三代五帝都笃信佛教，现在杭州西湖周围的寺庙、宝塔、经幢和石窟等文物古迹，大都是那个时期的建就。当时的杭州就有“佛国”之称。

（4）南宋时的京城

在北宋时，杭州为“两浙路”的路治；大观元年（1107）升为帅府，辖钱塘、仁和、余杭、临安、于潜、昌化、富阳、新登、盐官九县。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，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。经济繁荣，纺织、印刷、酿酒、造纸业都较发达，对外贸易进一步开展，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。杭州历任的地方官，十分重视对西湖的整治。元佑四年（1089），著名诗人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，再度疏浚西湖，用所挖取的葑泥，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（苏堤），上有六桥，堤边植桃柳芙蓉，使西湖更加美化。又开通茅山、盐桥两河，再疏六井，使卤不入市，民饮称便。

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，到了南宋时，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。南宋建炎三年（1129），置行宫于杭州，为行在所，升为临安府，治所在钱塘。辖钱塘、仁和、临安、余杭、于潜、昌化、富阳、新城、盐宫九县，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。绍兴八年（1138）定都于此，杭州城垣因而大事扩展，当时分为内城和外城。内城，即皇城，方圆九里，环绕着凤凰山，北起凤山门，南达江干，西至万松岭，东抵候潮门，在皇城之内，兴建殿、堂、楼、阁，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。外城南跨吴山，北截武林门，右连西湖，左靠钱塘江，气势宏伟。设城门13座，城外有护城河。由于北方许多人随朝廷南迁,使临安府人口激增。到咸淳年间（1265-1274），居民增至124万余人（包括所属几个县）。就杭州府城所在的钱塘、仁和两县而言，人口也达43万余人。

人口的增多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。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，不仅超越前代，而且居世界前列。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，生产各种日用商品，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，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，在全国享有盛名。

据《武林旧事》等书记载，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，各种交易甚盛，万物所聚，应有尽有。对外贸易相当发达，有日本、高丽、波斯、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，朝廷专设“市舶司”以主其事。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茸，更加妩媚动人，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；酒肆茶楼，艺场教坊，驿站旅舍等服务性行业及夜市也很兴盛。

南宋时，杭州是全国的文化中心，设立了最高兴府——太学，还有武学、医学、算学、史学等各科学校，临安府学及钱塘、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。这里书铺林立，刻印的书籍十分精良。当时的绘画艺术甚盛，“西湖十景”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。

（5）浙江省的省会

元代在杭州设两浙都督府，后改为杭州路总管府，为江浙行省治所（钱塘、仁和）；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），朱元璋改置浙江行省，仍以杭州为省治。钱塘、仁和、海宁、富阳、余杭、临安、于潜、新城、昌化等州县皆属杭州路。因遭战乱，杭州城内的不少宫殿被毁，工商业曾一度衰落，西湖也渐被泥土淤塞。但由于在南宋时期打下了繁华基础，恢复较快。至正年间，大运河全线开通，杭州水运可直达大都（北京），成为全国水运交通要津。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，发展对外贸易，大有作用。所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称杭州为“天城”，是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”。

明代改杭州府为浙江布政使司治所。清代为浙江省兼杭嘉湖道治所。杭州府治均在钱塘、仁和，属县未变。明正德三年（1508），郡守杨孟瑛继唐白居易、宋苏东坡后再次疏浚西湖，拓展田荡3480余亩，将苏堤增高、加宽，修建振鹜亭（即今湖心亭），砌筑小瀛洲，使西湖重放光彩，恢复了“湖上春来水拍天，桃花浪暖柳荫浓”的动人景色。至万历年间（1573-1620），杭州又呈现出四方客商云集，游人纷至沓来的繁荣局面。

（6）废府设杭州市

清初，在杭州城西沿西湖一带建造“旗营”，俗称“满城”。城墙周围十里，南至今开元路，北靠法院路，东临中山中路附近，西面包括湖滨公园，并辟有六座城门，总占地1436亩，成为杭州的“城中城”（民国初年拆除）。雍正二年（1724）、嘉庆五年（1800），浙江总督李卫、巡抚阮元先后再次疏浚西湖，挖起大量葑泥，使湖水加深数尺。杭州人口续有增加。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杭州有62万余人。光绪二十一年，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，被迫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杭州开为日本通商商埠，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。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，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。

中华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废杭州府，合并钱塘、仁和两县为杭县，仍为省会所在地。民国3年（1914）设道制，置钱塘道，道尹驻杭县。原杭州府所辖各县归钱塘道管辖。民国16年（1927）废道制，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，直属浙江省；旧属诸县直属于省。从此，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，市区分为八个区。这时杭州已有少数近代工业，如在1897年创办的通益公纱厂（杭州第一棉纺织厂前身），规模较大；其后又陆继兴办起火柴厂、造纸厂等，传统的手工丝织行业也逐步采用机械传动。1909-1914年，沪杭、杭甬铁路相继建成；全长1453米的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竣工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无条件收回拱宸桥日租界。

（7）从新生走向繁荣

从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，国力不振，民生凋敝，杭州城市年久失修，工商业也困难重重，西湖的不少景点，大多残破不堪，有的已经废圮。1949年5月3日，杭州市才获得新生。

50年代以后，杭州的区域范围经历了不断变化。先是将原有的八区改名为上城区、中城区、下城区、江干区、西湖区、艮山区、拱墅区、笕桥区；其后，艮山区并入下城区，笕桥区并入半山区，中城区大部分并入上城区，小部分并入下城区；1990年初，半山区又与拱墅区合并，成立新的拱墅区。属县则有萧山、余杭、临安、建德、富阳、桐庐、淳安七个县（市）。

50年来，杭州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现在的杭州，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，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，是浙江省的省会。杭州在工业生产上已具备比较雄厚的实力，门类比较齐全，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。农业科技力量和耕作技术水平不断提高。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和园林建设，杭州的城市面貌已大为改观。杭州，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东南部风景名胜优异、人文古迹荟萃的名城。

南宋历任临安知府有哪些人

因为杭州是南宋的行政首府，因此，知杭州（临安）的人员一般都是高级别官员，甚至是由被罢免或赋闲的宰相级人物出任。从建炎元年起，相继知临安府（杭州）的人有：

叶梦得，侍其传，康允之，叶焕，吕颐浩，张澄，张叔献，沈该，赵不弃，汤鹏举，宋贶，赵士●（那个字实在找不出来），曹泳，韩仲通，赵子潚，钱端礼，林安宅，黄仁荣，陈辉，吴芾，薛良朋，王炎，周淙，姚宪，胡昉，韩彦古，莫蒙，沈复，沈度，胡兴可，赵彦操，韩彦直，李椿，赵磻老，吴渊，王佐（跟那个断臂的王佐不是一回事），张杓，赵不鎏，潘景珪，谢深甫，袁说友，王厚之，蔡戡，徐谊，钱象祖，谢源明，王溉，丁逢，朱晞颜，赵善坚，丁常任，陈景思，王补之，赵善防，廖俣，赵弥坚，赵善宣，赵师石，黄荦，徐邦宪，王柟，赵时侃，章良肱，程覃，陈广寿，袁韶，赵立夫，林介，余天锡，余铸，袁肃，顾颐仲，赵与懽，史岩之，赵与勤，余天任，余晦，曾颖茂，颜颐仲，王克仁，马光祖，叶隆礼，魏克愚，洪焘，吴革，刘良贵，孙子秀，潜说友，赵与植，吴益，黄万石，赵孟传，家铉翁，文天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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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临安知府只是一个俗称，一般的正式称谓为“知临安府”。

清朝历任杭州知府有性吴的吗

没有姓吴的。如果看到有姓吴的，那是小说中虚构的。

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为加强中央集权，削弱、分化大臣权利，以防权臣篡位，建立了一套有别于以前各朝的官制。清朝官制有九品十九个级别，分中央官职和地方官职两类。

清朝中央官职分中枢部、佐理部和帝室部三类。例如内阁、军机处、六部等。清朝地方官职分文官、武官等几类，例如总督、巡抚、将军、提督、等。

清朝沿袭明朝传统，清初官制，大体承明之旧，只是对明朝官制中突出的弊端稍加厘革。直到雍正、乾隆时候，才逐步调整，从而稳定下来。

知府，又称“知州”，是中国古代的地方职官名。州府最高行政长官。 据古代正史职官志（百官志）记载，唐朝时已有相近的权变做法，宋朝时正式设立州府级地方长官“知府事”，明朝时才最后有了以“知府”为名的地方官职，由于好古，士人经常雅称知府为太守。

知府掌一府之政令，总领各属县，凡宣布国家政令、治理百姓，审决讼案，稽察奸宄，考核属吏，征收赋税等一切政务皆为其职责。

明代末期杭州城的知府是谁？能不能顺便介绍一下他的家庭情况？有哪本资料能够查得到？谢谢。

杭州知府张印立

张 未 弛

明朝最后一任杭州知府姓张，名印立，字参我，乃是山东省临朐县大郝庄人，为邑乡贤张显儒之长子。崇祯十年，进士及第，后官至杭州知府。明祚既倾，挂冠归朐，居宝瓶山下之郝庄隐逸终生。此间先后数十年，其轶闻野说，漫布朐境，流传民间；虽不见经传，却久传不湮。故今记之，而飨诸君。

寒窗苦读嵩山寺

崇祯初年，张印立与来仪共读书塾。塾中学子甚众，而学业优异者，惟来仪与张印立也。塾师喜之，厚望寄之，倍付心血以授其业，但等考期，博取功名。

崇祯三年，乡试开科。塾师料其学业已成，功力已就，遂命邑庠同赴省城，以应乡闱。结果，来仪一举夺魁，考取解元；而张印立名落孙山。归，塾师怒，责罚戒尺二百；从此发愤，下帷嵩山龙泉寺，苦读寒窗三载，未归家门一次；磨穿石砚两方，写秃毫笔数十。崇祯六年，再赴乡试，与邑内张涵、冯士标同科中举。及至崇祯十年三月，张印立独领风骚，先于同科举子，考取刘同升榜进士。塾师甚悦，褒其有志；复责来仪，再应会试。迨至崇祯十三年，来仪方同冯士标考取庚辰科进士。

清朝初年，张印立重游故地，遂作《龙泉寺诗》曰：“嵩山山下海门开，万古幽萝映绿苔。榻下龙窥丹灶火，池中月浸紫霞杯（bai）。渔郎不识花津远，桂子方从鹫岭培（pai）。自是千秋文豹地，半檐风日任徘徊。读其诗，思其意，“想其芸窗攻苦，月锻季炼，炉火纯清之候，实有触发于寺中”者也。此乃清道光三年进士刘清源先生在《重修龙泉寺碑文》中，对张印立下帷绝编，寒窗苦读的评述。

衡王府内求功名

张印立进士及第后，初仕北直隶藁城县知县，继转南京户部浙江司主事，两督饷楚中江右，再任南京户部陕西司郎中。恰于此时，不幸忽至，萱堂急逝，回家守制。及至满孝三年，吏部却未起用，皆因人多阙少，候补无期。张印立苦闷家中，邻人出谋曰：“当拜婶母！”婶母朱氏者，乃衡王之女、郝庄仪宾张宗孟（号太岩）之室也。及至邻人怂之再三，张印立遂借春节拜年之机叩拜其婶。朱氏早有所悟，道：“后日初三，大侄子随我去青州，见见您姥爷（衡王），求他进京启奏圣上，谋个官阙，重新起用！”印立再谢。

正月初三，朱氏乘轿，张宗孟和张印立叔侄二人各自乘马跟随轿后，奔赴青州衡王府。及至府中，朱氏引见，张印立叩谒衡王。礼毕随衡王入客厅。仪宾张宗孟言明其意。衡王颔首，并出题探其才学功底。张印立即席作答。

衡王颇为赏识，曰：“外甥学底深厚，足可胜任知府之职。这样吧！天下州府任你选！”

张印立惊喜异常，“听说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可否到苏、杭二州去？请外祖大人裁酌”。

“好！”衡王一口应允，“近日我正要赴京师朝拜圣上，顺便奏明此事，再让吏部通融一番，足可事成。大明江山乃是我朱家天下！要做个知府，还不容易？”张印立叩谢不已。

是年元宵节过后，张印立随衡王赴京觐谒崇祯皇帝，遂得杭州知府之职。据杭州市志办公室陈光熙先生提供的《杭州府志》记载：“张印玉，临朐人，进士，（崇祯）十七年任。”盖将“立”字误作“玉”也。

杭州府中挂冠归

张印立官居正四品知府，衙坐杭州正堂，却念念不忘候补待职时的苦闷滋味，遂勤于政事，“不负朝廷，不负百姓，不负所学”，而“牧民有声”（光绪《临朐县志·人物》）以致杭州府辖地方士民佩其为人，服其为治。

是年春天，巡检兵卒捕获盗窃公廪之贼。

张印立坐堂审问。

贼报姓名，“小人名叫何良，因家中断炊，老母待毙，故盗仓廪……”其情可怜！

张印立急忙询问，“家中断炊，究竟是赋税过重，还是天灾歉收哇？”

何良说：“去年天旱歉收，而田赋丝毫未减；加上贼寇猖獗，抢粮夺米，以致家家粮尽囤空，只靠树皮、菜叶度日。家母年逾七旬，已经饿得身肿眼瞎。我这做儿的，眼看不下，才起歹意，来盗官仓……”

“噢——”张印立微微颔首，“盗窃官仓，应是死罪！不过，念你家境唯艰，孝心可敬，本官免究罪责，回家好生侍候令堂去吧！”何良叩谢，起身欲走。

张印立说：“近日本官将欲下察民情，然后实情上奏，求减田赋，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。届时，你可来领粮糊口。”贼感其言，涕零而跪，深谢而去。

张印立访察民情以后，果然上奏朝廷，获准减免当年田赋，允许开仓赈济灾民。此则史志所谓“张印立牧民有声”之来历。

崇祯末年，国运且尽，帝祚日危；连年天灾，饥民遍地；贼寇猖獗，义兵四起。崇祯十七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明朝灭亡；继之清兵入关，改称大清帝国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六月，清兵下江南，围杭州。张知府率兵民守城，城守多日，却无救兵。张知府身心交瘁，寝食不安，闷坐府宅之内。戴氏夫人侍奉左右，抚慰照料。戴氏者，钱塘士绅戴太公之女，素习诗书，颇有远虑；由府学教授执柯作伐，而成张印立第四房夫人（当时前三房姚、倪、夏氏俱在山东）。

是夜更深，印立已寐；戴氏恹恹，忽闻窗处响动。

戴氏心惊，推醒夫君。二人屏息聆听，似有人走至窗下。正在疑惑，猛听窗处悄语：“知府大人，快快起来，清兵即将攻城，天亮您就无法脱身了！”

张印立惊询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我叫何良，去年春天，我盗官仓，被老爷宽恕饶命，为报救命之恩，特来救你出城。”

张印立及戴氏慌忙起来。戴氏掌灯开门，只见来者身著夜行防箭服，跪地施礼。

张印立急问：“你缘何如此打扮？”

何良抬头仰面，“家母故去之后，本人孤苦无依，才落草为寇。因本人会些武功夫，故作军中斥候兵……”

张知府神色严竣，“起来说话！你进府宅，有人见过否？”

“禀大人，小人练的是飞檐走壁之功，爬城墙，兵丁不知；入贵府，乃是从房顶而来。衙役也未觉察。”

戴氏夫人低声说：“老爷快拿主意，脱身去吧！”

张知府唉声叹气，喃喃自语：“身为朝廷四品官，岂能偷生奔家还？宁为大明守城死，不愿世人骂万年！”

何良促之，“大人，杭州已是兵临城下，南京新帝已亡，但凭本府兵丁，则是朝不保夕；何况浙江巡抚已决计开城投降，天亮可就难以脱身啦！”

张印立吩咐戴氏，“收拾行李，叫醒孩子。”

戴氏说：“为妾一旦同行，必引歹人注意，还是你先走，我卸掉裙钗，隐匿闾巷，投孩子外公家中。”

“那就让书童护送你等。天下太平之时，再去山东老家吧！”洒泪而别。

张印立脱掉官服，露出青丝便装，说：“何义士在此稍候。我去去就来！”说着，手捧官印，直奔知府正堂；将官服、官印摆放公案之上，然后退入堂中，伏身三拜。府内大小官员及衙役侍卫只来了屈指可数的几个。张印立起身，站于堂烛之下，环谓众人曰：“鞑子围城，却无救兵。可知国运且尽！而如今，城池将破，败局难收。诸位纵然以死相殉，亦难扭转乾坤，于国于家并无分毫裨益。故请诸位速去安顿眷属，救护百姓。除此之外，别无良策了！”言讫，众人一哄而出。

张印立匆匆回到私邸，正遇何良出来。

“大人，事不宜迟啊！”何良催促，“北门外兵力极少，您去叫开城门，从那儿可以突围！”

“再叫开北门？贼兵乘势而入，岂不让百姓更罹其害？”

何良说：“大人，如今清兵已破外城。百姓欲逃无门，求生无路。您一旦叫开北门，恰给百姓开了逃生之路，总比堵在城中被杀被辱要好！”

“那就奔北门。”张印立断然发话，忽又想起戴氏母子，“我的眷属……”

“尊夫人已同令郎走了。”

“噢！”张印立松了一口气，方才出堂，领何良去侧院马厩，各骑一马直奔北门；他们出府入巷，只见人们行色慌慌，东躲西藏。

张印立叫开北门，在何良的带领之下，冲过吊桥，落荒而去。原来何良身为斥候兵，既知军中口令，亦有腰牌兵符，所以逢军遇勇，一路畅行，没费多少口舌，便领张印立越过围城兵营。约摸离开杭州七、八里地，何良带住马缰，“大人快走！恕不远送！”说着抱拳揖别。印立还礼。尔后两人各奔南北。一路之上，张印立马不停蹄，直奔山东。及至归朐，坐骑疲困，数日而亡。张印立心中恻隐，深感此马千里奔命之苦，遂依孔子埋马葬狗之习，命家人葬之村西，称曰：马子冢。时隔不久，王、蒋二书童受戴氏差遣，自钱塘归来问安。

张印立念其孤苦无依，而留居郝庄，视若螟蛉，成其家业。此则大郝庄王、蒋二姓之由来也。

至于戴氏母子，则于杭州失陷之后，投族亲以存身。今之浙江张氏，尚有印立后裔。

负明挂冠空余悔

张印立挂冠杭州，弃官而归，本来已触犯“大明禁律”。按照常规：当予治罪。然因明朝已经灭亡，也就无人过问此事。而张印立扪心自责：“未为大明守城死，实感胸中独惭然！不及逢萌东都去，为避纲纪绝人寰。”于是乎！杜门谢客，隐居家中；或出游石门山及沂嵩峰峦之下，寄情山水，吟哦风月；或足不出户，著书立说，撰成《程朱理学析注》十卷、《宝瓶文集》二十六卷以自娱。（不含《西湖杂咏》三卷诗集。）可惜！后因家中失火而焚毁。

清康熙年间，文华殿大学士、临朐人冯溥曾托人捎信，劝张印立出仕满清。张印立心灰意冷，泚笔回函：“命中注定无官运，强而求之亦碍身。负明挂冠空余悔，岂能再做两朝臣？”婉辞谢绝。

总裁骈邑志

清康熙十一年，临朐知县屠寿徵欲修《临朐县志》，遂请张印立、孙席庆、尹所遴纂修。初，张印立谢绝不就，以免恋栈之嫌，而绝贪腥之论。怎奈屠知县恳求再三，两顾舍下。张印立遂至县庠文庙，荐贡生尹所遴任主笔纂修，荐副贡张侗、副监张嘉宾、张奇峋等辅佐订正。而其本人同原江西袁州府同知孙席庆只作总裁之职。此间，张印立居住邑西郭家楼（后称张家庄）之张府别墅，每天步行进县城北门至县衙，裁定篇目，审阅志文，时则提笔斧正，时则撰文点评，尤其对故交同窗——兰阳知县来仪死节之烈推崇、钦敬，撰长文以评之。此志文成四卷，分目四十有余，较临朐第一部官修县志——嘉靖《临朐县志》更为具体、系统，是临朐县第二部官方县志。志书既成，知县屠寿徵赠一对联：“总裁骈邑志，宰治杭州城。”其中，“骈邑志”系指行世至今的康熙《临朐县志》。

张印立，一生坎坷，仕途不畅，尤其杭州挂冠，使其遗恨终生！及至晚年易箦，尚留遗训曰：“终生一憾，杭州挂冠；有负明惠，忆之赧然！”“愿吾子孙：尽忠朱明，勿事鞑清，全我名节！”言辞切切，足可窥其负明之悔，仇清之忱！亦可知其为全名节，不作贰臣之凛烈！

(本文原载2007年3月21日《潍坊晚报》12版“史海钩沉”。作者张未弛乃是明朝进士、杭州知府张印立直系13世孙。)

苏轼前后几次任杭州知府？

苏东坡曾两次来杭州任官，前后五年。第一次是36岁——39岁，时任杭州通判，相当于副市长大小。第二次是54岁——56岁，任杭州知州，是市长之职了。虽然两次来杭都是外放的，但他觉得在杭州是很快乐的。初到杭州他就写下诗句：“未成小隐聊中隐，可得长闲胜暂闲。我本无家更安往，故乡无此好湖山。”这位诗人、政治家、美食家、酿酒家、刚正不阿的清官、幽默闲散的田园老农，一直视杭州为第二故乡。他说：“居杭积五年，自忆本杭人。”可说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。那种南方的轻松愉快，那些恬静的美景，钟灵毓秀的湖光山色，赋与诗人无限的灵感。杭州以温柔的魅力浸润着苏东坡的心神，赢得了他的欢心。而杭州有幸迎来了这位大诗翁，为富庶赛天堂的杭州增添了文化和诗意。他以不羁的胸襟，潇洒的神韵为杭州留下了无数不朽诗作，传说苏轼在杭每日一诗，尽诉西湖之美，杭州之丽。因为诗人脍炙人口的佳作，也使这西湖一碧万顷的绿水青山，名闻遐迩，美誉远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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